卢瑟福等(2013)试图根据影响母猪饲养管理的特定阈值将窝产仔数划分为不同区域。“超高产”窝(母猪的窝产仔猪数超过21头)和“高产”窝(母猪的窝产仔猪数为14～20头)被认定为需要进行干预，以确保仔猪的存活，因为大多数母猪不太可能在断奶前同时哺育超过14头仔猪(即等于功能性乳头的数量)。Andersen等(2011)学者认为，根据猪的生活史策略，每头母猪只能哺育11～12头仔猪。2013年，在Rutherford等表他们的研究论文时，“超高产”窝被认为是相对罕见的。然而，自那时以来，丹麦(DK)——可以说是最成功的高产母猪品系培育国——已公布的平均数据显示，窝产仔猪数持续上升，自2011年以来，母猪每胎多产2.4头仔猪(图3.1)。由于这些数据只是平均值，因此可以认为，在该上限范围内，产生的“超高产”窝数越来越多。英国的生产数据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图1表明，虽然英国历来不在其年度统计数据中报告大窝产仔数(AHDB Pork，1996—2018年)，但窝产仔数有增加的趋势。自本世纪初以来，英国每头母猪的窝产仔数增加了1.5头；而在之前的15年中，窝产仔数没有显著的增长(例如，1996年平均窝产仔数为11.7头，2010年为11.8头)。窝产仔数保持稳定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国对大部分(40％)能繁母猪采用室外饲养，因此遗传选育策略侧重于猪的强壮性和母性，而不是高繁殖力。然而，最近的数据表明，丹麦的“成功”培育技术已经传入国外，导致断奶仔猪数的增加，但同时活仔的死亡率也随之增加。这反映了丹麦的经验，但不像丹麦那样极端。在丹麦，大量繁殖的遗传潜力渗透到生产群母猪，死亡率增加。然而，自2011年以来，丹麦的报告显示，仔猪断奶前的死亡率开始下降，不过窝产仔数继续增加。此时国家数据的报告方法发生了变化，这可能解释了窝产仔数增加趋势的变化。然而，公众对高死亡率的担忧也越来越重视，并努力改善护理管理，以照顾多余的仔猪。此外，更平衡的育种计划(如2004年开始的“第5天存活(alive at day five)”而非“总产仔数(total born)”——Nielsen等，2013)可能已经通过核心群渗透到更广泛的种群中，并产生了一些影响。考虑到许多不利病理都与窝产仔数过多有关，这种变化至关重要。

虽然仔猪的死亡率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多胎物种繁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Baxter和Edwards，2018年；Edwards，2002)，但也可以说，超高产育种计划已经使母猪变成超级高产特种，从而改变了以前可能被认为是“可接受”水平的仔猪死亡率。窝产仔数多与死亡率之间的关联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分娩持续时间延长[见Oliviero等(2019)摘要]，以及伴发的死胎和缺氧仔猪的增加(Langendijk等，2018)。对母猪乳头竞争的加剧，导致每头仔猪的初乳摄入量减少(Declerck等，2017；Hasan等，2017；Hasan，2019)，初生时窝内仔猪体重差异的加大，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剧烈。胚胎的生长消弱、发育不良，导致仔猪初生体重总体下降(Foxcroft，2008年；Wolf等，2008)，从而降低了仔猪的健壮性，增加了患有宫内发育迟缓(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IUGR)及其相关病症的仔猪的数量(Matheson等，2018；Quesnel等，2008；图2)。据认为30％～40％的大窝仔猪都会出现后一种情况(Edwards等，2019)，并且处理遭遇这种情况的仔猪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干预措施(本文稍后将介绍)。

超高产母猪也面临着挑战，多项研究表明，当母猪在较低胎次时产下超过中等规模(12～14头仔猪)的窝时，其寿命会缩短(Andersson等，2015)，或者当母猪本身还很年轻时就产下较大的窝时，寿命会缩短(Ocepek等，2016)。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异常小的窝产仔数(如≤7)也会因繁殖失败而被淘汰，从而威胁到母猪的寿命(Bergman等，2018；Rekiel等，2014)。在繁殖策略看重初生仔猪数量的情况下，高泌乳量的高繁殖力母猪面临着身体和生理上的挑战。泌乳期是新陈代谢负荷较高的时期，哺育大量仔猪的母猪有发生热应激的风险(Williams等，2013)。它们的体况损失可能会更大(Ocepek等，2016)，这会增加肩部疼痛的风险(见Rioja-Lang等，2018年的综述)。这种情况也受限制母猪体位变化的饲养系统(如产仔箱，Bonde，2008)。如果圈养时间延长，如采用哺乳母猪策略饲养多余的仔猪，则会增加发生这些损伤的风险(第3.5.2节)。如果不解决母猪健康和福利所面临的这些挑战，就会对仔猪的生长、发育和存活产生负面影响，从而会损失因多产仔猪而带来的任何预期的生产收益。